宋朝的這些大儒，在文官體制下又獲高位，國家體制改革依此進行，在聖人們以孝為德目中心，套用現代所發生社會現象，大概可以想見，在承平了六十年以後，到神宗朝（1067），人口成長快速，同樣地，老年人口數量快速增加，但是當年因為沒有控制人口的需要，整體青壯人口的比例仍高，直到此時，同時享受著和平與人口紅利，經濟高速發展，
由於工商業繁榮，都市化，都市的房價飛漲，入京的大官也得租房子。人口高度集中，而政府為了立國時的制衡軍方，大量培養文官，製造職缺，造成組織疊床架屋，相互制衡，產生冗員。又為使天災後的地方保持安寧，收納流民為軍，造成軍隊員額膨脹卻無戰力。商業資本成長，形成資產壟斷，如此，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早期范仲淹等的改革派失敗，以後神宗即位，便立即採用王安石的新政。後來新政在神宗朝推動，而在利益團體的不斷杯葛下，先是王安石被貶，待神宗去世，便難以為繼。
這個利益團體，其實就是官與商的結合體。表現在外的便是：資產價格高，資本收益高。但是早期的稅收，仍然停留在實體經濟的農業與商品交易上，而神宗朝時，已經意識到高度累積的商業資本，其資本收益非常龐大，卻難以徵收。王安石的新法，是以國家資本介入，來獲得金融的控制與收益。難怪說宋朝走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前期。但是資本市場還不知道如何控制的情況下，社會問題卻先拖垮政府財政。
而本來就是抑制軍權的宋朝，在商業的世界裡，武人的社經地位，自是每況愈下。士氣戰力無從估算，而戰爭的成本卻是可以計算。這也是承平無外患地過六十年，對金國的崛起無力應對，再過六十年後，而有靖康之難(1127)，文化巔峰養成的藝術皇帝徽宗被俘，客死異域。
此時的經濟中心已在長江以南，因此宋室南渡以後，和議的成本算盤是供養北方都城的負擔給金，南方的經濟繼續發展。北方的西域通路雖然已斷，但是南海的海上通路卻是更為興盛發達。並且，由於宋幣的幣值相對優良，又是生產大國，對北方的遼，金合議，又有歲幣的輸送，以今日的認知，宋朝擁有東亞的鑄幣權，抽取東亞的鑄幣稅。
為此，主戰派雖然慷慨激昂，卻是難以改變。承平六十年，顯然是國力充實的很重要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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