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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下半年開始,全球的事業制推動接近尾聲。
但是對才一億六營業額的台灣壓縮機部門,仍依規定,為獨立的公司。
龔先生一個月來一次,基本上會來中壢開會。把各項問題討論,可是,隔幾天就會從香港打電話來,又把各項討論推翻。我那時就會告訴他,這像蛇頭咬蛇尾,自相矛盾的,行不通的。問題在哪?我是覺得,他不了解台灣的產業。但是,好像也不儘然。
如此過了幾個月,因為老闆總是有不同意見,反而是什麼事也推不動。於是,只好改變作法。從批准制自己改為報備制。不必等老闆的開會獲同意,每個星期的內部檢討會議,記上執行的時程。將會議記錄發給各單位,附本送香港上司。所有執行時程,大多給半個月的緩衝時間,其實也是給上司,可以有折衝的餘地。
1990年的財報出來,發現壓縮機部搬到中壢後,營業額雖與前一年相同,但是,獲利增加一倍,沒人正式告知此事,只是,台北對我而言,已漸模糊。當時告訴我,他們是總公司。我心中不服,想在外客戶的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找到我為止,誰在乎總公司在那兒!
1991年以後,龔先生沒再來過中壢。董事會討論的重點在礦山部。整個南港廠區基本上是由他們在使用,大機器停廠檢修方便,但廠房租金昂貴。辦公室雖由三個單位,依使用面積分擔。但管理單位用最大,此時,管理成本(A cost)也成檢討的焦點。
經過這三年的煎熬,1988年開始的困境,總算得以解脫,遠離台北的風暴,在中壢脫胎換骨了。
1991年中,香港總部改組,由香港壓縮機部經理梁先生接中國區,龔先生專責礦山部。梁先生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支持你所有的決定。董事會不久同意壓縮機部正式搬到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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