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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於中國核心文化區與遙遠遊牧草場間的邊疆,是個邊界互動的區域,也是個中間地帶。遵循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入門在此相互適應,也適應周遭環境。想穿越大草原者,都必須某種程度上採納遊牧民的習慣。多數漢人官員覺得此地環境充滿敵意自覺格格不入。而他們的滿人蒙人同僚,則會對此不感陌生。十八世紀的清帝國,就是試圖畫下界線。
北美和歐洲也有類似的經驗,新世界的強大帝國,也以東部大都會為根據地,將地廣人稀的乾燥西部地帶納入統治。儘管征服者們宣稱新征服區域完全不存在開化民族,接觸卻讓帝國中心與邊疆都發生了轉變。
農業專制是位於大草原西部外圍森林的產物。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在脫離蒙古帝國的屬國後,到十七世紀翻身為強大的獨立國家。這段與東邊遊牧國家的持續互動,使得俄羅斯人和與之交戰的遊牧民族間有許多軍事與文化的相似性,他們從敵人身上獲益良多。
其中有一個馬市的例子很有趣。明朝時期官方管理下的邊境貿易,一直難以解決馬的獲得,大概一年只有八千到一萬匹。莫斯科的馬市,可以從草原民族獲得三萬匹。至於滿清時代,與蒙古之間的關係,馬是基本從民間購買,其他的是向歸降的蒙古人徵集的項目。
而在漢族的明朝,從土木堡之變以後,對蒙古草原便轉攻為守。以至於最後建築長城,對草原民族的不了解,使維持邊境安穩的二大前工業時期戰爭後勤關鍵的馬和糧食的獲得,便是把國家徵用關內的物資與商業經濟連結起來,然後設計出將物資運送到西北的方法。明朝的國力,大概也就只能全力應付北邊,因而早早停掉了大航海的計畫。明朝,是千年漢族守邊政策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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