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對作者的這些敘述非常有興趣，因為，對於西方在航海時代的描述看得多，但是，卻沒有對大草原的。也就照抄，以免有失原意。
如前所述，現代化典範將中央歐亞視為一個極孤立的區域，此區因為物理和文化的障礙，而和現代世界的主流趨勢隔絕。相較之下，在「古典的」近代早期觀點中，中央歐亞被當作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透過歷史悠久的貿易，征服，以及宗教與文化交流網絡，和周邊的所有定居社會連結在一起。我們將反覆面對這種雙重矛盾，外圍的定居文明認為中央歐亞是偏遠，特殊，敵對和具有威脅的。但在該區域內，中亞人其實和來自歐亞大陸各地的外來者接觸：旅行者、朝聖者，不同宗教的傳教士、征服者、商人，以及探險家。同樣的矛盾心態也刻畫了對中央歐亞生態學的描述：我們可以將之視為一個極孤立的區域，或是視為與整個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最為融合的區域之一，端看我們從什麼角度出發。
天花在中央歐亞的影響，說明了它生態地位的矛盾,根據約翰·麥克尼爾（John R. McNeill）的說法，太平洋島嶼的孤立生物相異常不穩定：也就是說，當他們與外部力量接觸時，會有遽然且不可預測的變化。太平洋島嶼生物難以抵禦歐亞大陸和北美大陸的常見掠食者。因此，新來的老鼠、鹿、 蛇、牛、豬和綿羊，摧毀了現有的鳥類和植物種群。巨大變化隨著人類首次抵達島嶼而生，庫克船長 （Captain Cook）1769年太平洋航行後開啟的時代，見證了更為戲劇化的改變。在很多地方，像是紐西蘭，來自歐洲的「生物包裹」(portmanteau biota) 幾乎徹底吞沒了原生動植物和族群。在其他島嶼 上，原生族群和植物被恢復了，但得不斷和好鬥的歐洲、美洲和亞洲侵略者競爭。
數千年來都在中央歐亞的陸路路線縱橫穿梭。即便如此，將草原比作一片內陸汪洋的常見類比，在生態意義上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參考性。 沙漠和高山阻擋許多有機體通行，酷熱與嚴寒殺死溫帶氣候區的有機體。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 歐亞直到十八世紀之前，幾乎和歐洲與亞洲的疾病庫(disease pools)徹底隔絕。接著，就像美洲原住民和大洋洲人口，在歐洲征服新世界後相繼衰減一樣，天花等疾病也使蒙古人口，在與中國定居者接觸後大幅銳減。
從許多方面來看，擴展到中央歐亞的中國與俄羅斯邊境移民十分類似，兩者都面對一個陌生但並非 完全不可理解的存在。他們因此不同於新世界的征服者，西歐探險家從新世界橫渡大西洋，帶著奇妙發現和「驚人財產」歸來。但西伯利亞的俄羅斯探險家則大不相同，十七世紀的莫斯科人，似乎對其他民族的古怪習俗不大感興趣，也並未嘗試將他們納進自己精密的分類系統（其中某些分類，還把外國人和動物放在一類），莫斯科人的突出之處，是對追求利潤的全心奉獻，以及對傳播信仰的缺乏熱情。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大相徑庭。此外，由於俄羅斯人和西伯利亞人之間沒有「汪洋、高山等具重要象徵意義的分隔」，因此哥薩克人只是漸進地進入該領土，此點也和西班牙征服者不同。哥薩克人「從未踏足一個 新世界，因為…..他們並未被送到新世界,也沒有對新世界好奇的『公眾』」
對西北邊塞的中國人而言，蒙古高原並不是什麼新世界，中國的統治者和士兵認識大草原游牧民族，已經有好幾世紀。他們無疑認為游牧民是陌生的種族。但他們並不認為在十七世紀深入邊境，是一種充滿異國情調的全新體驗。除非為了立即的安全需求，無論是沿著長城駐紮的明朝士兵，或出征的滿洲戰士，都不覺得有必要增加對大草原異國民族的知識。俄羅斯人尋求獲利，僅對有毛皮和象牙的地方感興趣。中國人則尋求安全，只關注迫在眉睫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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