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四海

在承平的歲月，這本2014年初買的書有時唸來困難，停停讀讀。可是這二年劇烈動盪的世界，再次翻閱這本書，感覺似乎對其中提及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有了更為實際的體會，於是，又要繼續啃一啃……

自西元1500年以來，在歐洲有二百多個國家，彼此戰亂不休，差不多消滅了一百七十個國家。因此戰爭和融資是五百年來歐洲政治經濟的頭等大事而發展出近代歐洲的國債制度。

一方面是國家要為戰爭融資，從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國家和戰爭，並形成軍商合一的體制。

另一方面，這又使得負債經營成為歐洲近代國家和企業之通例，這也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發達和擴大。

而明朝的歷史研究，自從黃仁宇先生以後，陸續有許多的觀點提出，作者認為，中國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錢，所以，也沒有培養出一個大商人階級，並讓其作為自己的債主。所以國家財政以維持與救災為目標。

現在所理解的是李自成打進北京以後，在皇家內庫發現了大量的紋銀。可是，崇禎皇帝留著這麼多的銀子而不願救災，到底是為什麼呢？

於是導出的另一個觀念是，明朝之亡，不是稅收不足，而是國家在社會事業上的嚴重缺位，救災不力，套句今天的觀念，放任發展市場經濟以後，沒有財政上的移轉支出，使國家的信用破產，使國家的能力崩壞。

清朝則非常注意國家救災能力的確保，以免重蹈覆轍。

而明清二代的共同病因，則是缺乏獨立自主的貨幣管理體系，經濟的發展與貨幣的供應，相對不穩定。亦即財政貨幣是依靠大規模進口的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