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到有關糖與台灣的一段歷史,由於清朝的統治,使當時是重要產糖區之一的台灣,在官方邊疆糧食自足的政策下,維持著平衡的農業政策,一直到日本的殖民統治。
糧價關係著民生。這是清朝入主中國以後非常重視的事情。可是當時的貨幣政策還無法精確地掌握。由於中國的礦藏不算豐富,通貨所使用的銅與銀在明代起便依賴日本的供給,所以當這些金屬進口減少的時候,便會打擊到經濟活動。清朝平定三番之亂,便開始積極開發當地的銅礦,官方對於銅錢的鑄造是非常重視的。
相對於白銀能跨區移動,用在相隔兩地的交易結算,十八世紀在固定區域內 流通的貨幣則是銅錢。以等值的白銀跟銅錢來說,當然銅錢來得重又體積大,要運送也需要相對高額的輸送費用,在白銀使用還不普遍的宋代,遠距交易時使用的是用一串 繩子串起的銅錢。十六世紀時,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促進國內的遠距交易。
從經營日常生活的地方社會的 角度來看,白銀的作用簡直就跟「劇毒」沒兩樣。例如,某個地方遭逢歉收,穀物不足。若依照市場原理,也就是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數量不足的穀物價格應該會上漲。地主看到價格之後,就會出清原先倉庫裡囤積的穀物,商人則會在該地區内銷售,而不會運到外地。
當決定價格的白銀是從外地帶進來,就無法啟動這個供需機制。只要生產生絲,並從海外獲得白銀的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的穀物行情能承受,就能靠著白銀持續從穀物不足的地區,吸引進糧食。農民為了納稅,需要白銀,到最後會連原本自家要消費的穀物都不得不變賣,被逼到勉強生存的絕境。
而這種狀況在當時美洲大陸的大量白銀流入歐亞大陸時,各地都面對這個難題。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祭出的藥方就是使用銅錢。
由於需要一筆運送費用,只有在地區間的行情差異很大時,銅錢才會從當地流出。
日常活動不用白銀而用銅錢,就能在地方社會內啟動供需機制。
十八世紀前,銅錢在北京由直屬戶部及工部的「寶源局」、「寶泉局」, 也就是鑄幣局所鑄造,主要是做為支付給軍隊的薪餉,藉此分配到全中國。在多數士兵駐屯的地區,就會支付出大筆的銅錢。因此,即使是經濟發達、貨幣需求量大的地區,也未必能獲得充分的銅錢供應。
另一方面,出自民間的銅錢回流到行政機構的途徑有兩種。第一是納稅,清代時向州縣繳交土地稅時,依慣例是以七成白銀、三成銅錢的比例繳納。但是,從州縣上繳到省等上級機關則不用铜錢,必須全都兌換成依循戶部指定規格的「庫平兩」。另個回流的管道,就是在調整穀物價格賤賣穀物時,從民間收取而來。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米穀價格始終來回震盪,十七世紀因為頒布遷界令,造成白銀的流入量減少,使得整體物價下滑,中國因此陷入不景氣。就連區域內的日常消費也使用白銀,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展界令實施後,十八世紀白銀再次流入中國,造成穀物價格極速上漲,成了社會問題。
從雍正到乾隆,為了穩定穀物價格,推動了長期儲備穀物的政策,州縣設置公家的儲備倉庫,稱為「常平倉」,此外也獎勵民間擴充民營的「義會」及「社會」。
在嘗試錯誤之後,最後訂出了在當地購買儲備用穀物的方針。換句話說,為了穩定某個區域內的價格震盪,不要從其他地區運入米穀,而改成低價時期在當地購入穀物,等到價格變高時再變賣,藉此達到平定價格變動的目的。
至於銅錢回流的路徑,有納稅與儲備兩種、州縣雖然可接受以銅錢繳稅,但要上繳到上級機關時必須兌換成銀兩,至於儲備,則不會在外地使用銅錢來購買穀物。也就是說,銅錢不會流出州縣範圍內,中央鑄造的銅錢流往州縣,之後停滯在此。
在區域性的穀物市場上大量購買儲備用的穀物時,會出現用來支付的銅錢不足,導致銅錢相對價格上漲,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左右,開始有人意識到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錢的價格上漲,民間就愈熱衷於鑄造銅錢。以政策來說、承認民間這樣的舉動也是選項之一,但清朝把民間製造的銅錢視為私鑄、嚴格禁止,相對地,將原先限定於中央的銅錢發行體系,轉向為借重各省分別鑄造的制度,穀物的儲備由州縣的行政機構來實行,由省提供銅錢,經此而流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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