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到有關糖與台灣的一段歷史，由於清朝的統治，使當時是重要產糖區之一的台灣，在官方邊疆糧食自足的政策下，維持著平衡的農業政策，一直到日本的殖民統治。
糧價關係著民生。這是清朝入主中國以後非常重視的事情。可是當時的貨幣政策還無法精確地掌握。由於中國的礦藏不算豐富，通貨所使用的銅與銀在明代起便依賴日本的供給，所以當這些金屬進口減少的時候，便會打擊到經濟活動。清朝平定三番之亂，便開始積極開發當地的銅礦，官方對於銅錢的鑄造是非常重視的。
相對於白銀能跨區移動，用在相隔兩地的交易結算，十八世紀在固定區域內 流通的貨幣則是銅錢。以等值的白銀跟銅錢來說，當然銅錢來得重又體積大，要運送也需要相對高額的輸送費用，在白銀使用還不普遍的宋代，遠距交易時使用的是用一串 繩子串起的銅錢。十六世紀時，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促進國內的遠距交易。
從經營日常生活的地方社會的 角度來看，白銀的作用簡直就跟「劇毒」沒兩樣。例如，某個地方遭逢歉收，穀物不足。若依照市場原理，也就是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數量不足的穀物價格應該會上漲。地主看到價格之後,就會出清原先倉庫裡囤積的穀物，商人則會在該地區内銷售，而不會運到外地。
當決定價格的白銀是從外地帶進來，就無法啟動這個供需機制。只要生產生絲，並從海外獲得白銀的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的穀物行情能承受，就能靠著白銀持續從穀物不足的地區，吸引進糧食。農民為了納稅，需要白銀，到最後會連原本自家要消費的穀物都不得不變賣，被逼到勉強生存的絕境。
而這種狀況在當時美洲大陸的大量白銀流入歐亞大陸時，各地都面對這個難題。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祭出的藥方就是使用銅錢。
由於需要一筆運送費用，只有在地區間的行情差異很大時，銅錢才會從當地流出。
日常活動不用白銀而用銅錢，就能在地方社會內啟動供需機制。
十八世紀前，銅錢在北京由直屬戶部及工部的「寶源局」、「寶泉局」, 也就是鑄幣局所鑄造，主要是做為支付給軍隊的薪餉，藉此分配到全中國。在多數士兵駐屯的地區，就會支付出大筆的銅錢。因此，即使是經濟發達、貨幣需求量大的地區，也未必能獲得充分的銅錢供應。
另一方面，出自民間的銅錢回流到行政機構的途徑有兩種。第一是納稅，清代時向州縣繳交土地稅時，依慣例是以七成白銀、三成銅錢的比例繳納。但是，從州縣上繳到省等上級機關則不用铜錢，必須全都兌換成依循戶部指定規格的「庫平兩」。另個回流的管道，就是在調整穀物價格賤賣穀物時，從民間收取而來。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米穀價格始終來回震盪，十七世紀因為頒布遷界令，造成白銀的流入量減少，使得整體物價下滑，中國因此陷入不景氣。就連區域內的日常消費也使用白銀，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展界令實施後，十八世紀白銀再次流入中國，造成穀物價格極速上漲，成了社會問題。
從雍正到乾隆，為了穩定穀物價格，推動了長期儲備穀物的政策，州縣設置公家的儲備倉庫，稱為「常平倉」，此外也獎勵民間擴充民營的「義會」及「社會」。
在嘗試錯誤之後，最後訂出了在當地購買儲備用穀物的方針。換句話說，為了穩定某個區域內的價格震盪，不要從其他地區運入米穀，而改成低價時期在當地購入穀物，等到價格變高時再變賣，藉此達到平定價格變動的目的。
至於銅錢回流的路徑，有納稅與儲備兩種、州縣雖然可接受以銅錢繳稅，但要上繳到上級機關時必須兌換成銀兩，至於儲備，則不會在外地使用銅錢來購買穀物。也就是說，銅錢不會流出州縣範圍內，中央鑄造的銅錢流往州縣，之後停滯在此。
在區域性的穀物市場上大量購買儲備用的穀物時，會出現用來支付的銅錢不足，導致銅錢相對價格上漲，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左右，開始有人意識到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錢的價格上漲，民間就愈熱衷於鑄造銅錢。以政策來說、承認民間這樣的舉動也是選項之一，但清朝把民間製造的銅錢視為私鑄、嚴格禁止，相對地，將原先限定於中央的銅錢發行體系，轉向為借重各省分別鑄造的制度，穀物的儲備由州縣的行政機構來實行，由省提供銅錢，經此而流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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